武汉刑事辩护律师

景碧昆感慨颇多:“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证据，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，必须请证人出庭作证。而在现阶段的办案实践中，请证人出庭作证存在诸多矛盾和困难。因此，应当通过实行统一证据规定，切实加以解决。”

   今年10月，全国法院系统适用《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》(下称《规定》)试点工作分别在全国3个中级法院相继展开。此次试点，主要是要切实解决死刑案件的证据资格和证明标准的适用问题，试图通过试点与典型案件等实证方法，为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规范死刑案件第一审程序的“样板”案例，然后在全国逐步推广，以期最终通过“样板”的运用乃至上升为立法规定，使死刑案件第一审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证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。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作为试点之一，由昆明市检察院精选案例、派员出庭，积极配合此次试点。12月19日，记者采访了昆明市检察院公诉三处的办案检察官。

　　【背景】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，规范死刑案件一审程序，尤其是统一证据规定，非常必要

   “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对证据的统一规定，只有民事诉讼，而《刑事诉讼法》对证据统一规定一直没有。在办案实践中，虽然公安机关有办理刑事案件规定，检察院有刑事诉讼规则，法院有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，但都是以《刑事诉讼法》为蓝本，根据各自的职责而制定的，都不是对刑事证据的统一规定。仅就检察机关而言，也只是强调要严格遵守‘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以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等’原则。这样一来，虽然公检法3家在实际操作中运行良好，没有什么更多的冲突，但存在着一种情况，那就是整个的执法不统一，比如同一案件会因地域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，这就必然有失公平。”昆明市检察院公诉三处的办案检察官景碧昆介绍说。　

   景碧昆，199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，2005年取得云南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，从事公诉工作10年，

   共办理过700多件刑事案件。谈起这次按《规定》试点，景碧昆感慨颇多:“死刑案件第一审程序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证据，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，必须请证人出庭作证。而在现阶段的办案实践中，请证人出庭作证存在诸多矛盾和困难。因此，应当通过实行统一证据规定，切实加以解决。在没有现成法律的情况下，最高人民法院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研究学院，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做顾问，针对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，制定出这个《规定》。《规定》出来后，必须试点，看其理论条款在实践中是否可行。”　

   昆明市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李光辉结合多年的办案实践，对此也深有感触:“目前，全国各地对证据规范不一样，有些混乱，如同样的案件，同样的证据，这个法院可以这样判，那个法院可以那样判。长此下去，就不可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。所以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《规定》，强调对证据的标准、采信、使用统一执行，非常必要，对完善法律、规范执法也大有好处。”　

   据介绍，此《规定》在全部试点以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将进行认真总结，根据试点获得的经验，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，从立法的角度予以完善。直到确实可行时，再在全国法院系统推行，并对法官、律师等进行培训，使其与之相适应。

【试点】规范了死刑案件一审程序，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和证人出庭作证，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

    今年6月14日，昆明市检察院接到配合适用《规定》的试点任务后，该院领导高度重视，把任务交给了公诉三处。该处精选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典型案例———被告人雷俊运输毒品案，并指派检察官景碧昆、杨迪出庭支持公诉。　

    李光辉组织两名出庭检察官认真研读了《规定》条款，按照《规定》中的要求，从提讯被告人、认真审查和反复核实证据、开示证据、细致制作起诉书等方面，进行了一整套缜密的实战模拟训练。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准备，10月29日正式出庭参加了适用《规定》的试点审判。　

    据了解，在本案的审查起诉和庭审过程中，充分体现了《规定》的各项要求:其一，起诉书制作更加规范。起诉书中不但写明了检察机关审查查明案件的事实，还列出了主要证据的名称和种类、主要证据的内容，提出了明确、具体的起诉理由和法律根据。其二，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。将检察院在开庭前的9月25日和10月24日两次组织控辩双方对拟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进行证据开示，分别制作了《有争议证据清单》、《无争议证据清单》，用幻灯片形式在法庭上展示。其三，实现了庭审调查规则的程序化、规范化。在庭审中出现两大亮点:证人出庭作证宣读保证书、作证完毕签署具结书;合理规范了主询问、反询问的范围、方式等。其四，认真使用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。在庭审中，要求控辩双方紧紧围绕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的问题展开调查和辩论。其五，切实贯彻传闻排除规则，强调证人、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。在庭审中，先后传唤了两名证人和一名鉴定人出庭作证。　

    庭审下来，景碧昆兴奋地作了个比较。他告诉记者，与过去的出庭支持公诉相比，这次适用《规定》出庭支持公诉有几大不同。首先是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好，特别是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列出清单，通过证人出庭作证，保持了控辩相对称，使证据更加可靠。第二是起诉书更加完整、规范，除了原来有的被告人自然状况、基本犯罪事实、构成何罪之外，着重加进了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和用这些证据证实被告人犯罪的事实。第三是在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中，不仅要证实证据的内容，更要证实证据的来源、证据的客观性、真实性、关联性。如一张照片，它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、为何人所拍摄、它证实了什么事实，充分体现出立体化。　

    办案检察官杨迪对适用《规定》试点也有耳目一新的感受:“适用《规定》，对证据要开示，要求很严。庭审中实行交叉询问，使审判活动更形象、更生动、更具法律意义。起诉书要求从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开始，完整缜密地制作，看后对案情就有个整体把握。”
【呼声】《规定》确实好，但要真的照此办理，司法资源不足、法律不尽完善，矛盾多、难度大

    按照《规定》执行，真正维护了法律尊严，维护了死刑案件被告人的合法权益，确实是好。然而，由于现阶段法律不完善和司法资源不足，若要真正执行《规定》，矛盾很多，难度较大。这是昆明市检察院公诉三处检察官的共同看法。　

    景碧昆告诉记者，案件证据是定案的根据，对证据尤其是对有争议的证据，必须请证人出庭作证，这是保证证据质量的关键。然而，办案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常常遇到两大矛盾:一是案件需要证人出庭作证，而大多数证人又不愿意出庭作证。究其原因，是证人怕打击报复，我国的现行法律对这方面没有法律保证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好，他们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在生活、经济、人身安全保障上都在法律上给予保护。二是即便是证人愿意出庭作证，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差旅费、伙食费、误工费等花销，在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加以保障。　

    “再就是，现阶段，公诉部门编制人员少、任务重，现有的司法资源难以执行《规定》，因为与过去相比，适用《规定》办理一起案件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多则要2倍至3倍，少则也要1倍之多。”景碧昆补充说。　

    按适用《规定》试点要求，如果要全面推行适用《规定》，昆明市检察院提出三条建议:一是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要立法。二是对担任死刑案件审理的公诉部门在编制上适当增加人员，以保障适用《规定》的需要。三是适用《规定》的要求应当往前推行到公安机关。